民国十六年（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钱锺书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就读。当时，参加国文、英文竞赛得了两个第一名。

民国十八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虽然他数学分数很低，但是因为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钱锺书在清华园与杨绛初次见面。当时杨绛为东吴大学学生，因东吴大学停课而借读于清华大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被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破格聘为英文系讲师。暑假，与杨绛订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钱锺书报考第三届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以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绩87.95分名列榜首。7月与杨绛结婚。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自费留学的杨绛同船赴英。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女儿钱瑗出生。夏，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副博士（B·Litt）学位。夏秋之交，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钱锺书在法国巴黎追记整理完成《石语》一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外文系教授。因清华大学已迁至昆明，故钱锺书10月抵香港时，即下船从香港直接赴昆明。到昆明时，清华大学已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大一英文，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两门选修课。居住昆明大西门文化巷11号，钱锺书为自己的宿舍取名“冷屋”，把在这里写的文章总题名为“冷屋随笔”。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离开西南联大回上海，转赴湖南省安化县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自此年开始两年在湘西，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由广西乘船到上海，分别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2月，发生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困上海，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开“欧美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职务，负责编辑该馆英文刊物《书林季刊》，还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文化丛书编辑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列入“晨光文学丛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钱锺书以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主办的文化访问团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法学院作《中国诗和中国画》的专题演讲。6月，《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9年8月，经吴晗邀请，钱锺书离开上海，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任外文系教授。从此除了三年在干校外，都住在北京。

1950年，乔冠华介绍钱锺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研究员。

1953年，被郑振铎借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工作。到了古典文学组 后，再没有调回外国文学组。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5年，郑振铎把编选宋诗的计划交给钱锺书做，钱锺书着手编撰《宋诗选注》，此书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春，《宋诗选注》编撰完毕，因父病到湖北省亲，途中写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当年11月钱锺书父亲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同年钱锺书母亲去世。

1960年，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的工作，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1年，《毛泽东选集》翻译组重新对前三卷进行修订，钱锺书参与定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锺书、杨绛均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革命群众”住进钱锺书家里（即所谓“掺沙子”），房子被分了一半。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成员去河南省罗山县（后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管理劳动工具，后做信件收发工作。

1970年6月，钱锺书女婿王德一（又作王得一）被逼含冤自杀；7月，杨绛下放至已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此时钱锺书在干校已住进自己盖的新房子。

1972年3月，钱锺书夫妇被遣回北京。钱锺书开始写作《管锥编》。7月，下放干校前的“革命群众”再次住进钱锺书家里。12月，因与同住的“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而暂住女儿钱瑗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宿舍。

1974年，钱锺书再次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

1976年，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1977年2月，钱锺书夫妇搬进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新居。

1978年，钱锺书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会议，在会议上用英语作“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专题演讲，报告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现状。讲演后，在对各国学者提问的答话中，把英、法、德国文学掌故、民间谚语，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引起全场一片赞叹的轰动。会后访问拿波利大学等校。

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先后访问了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等。8月，《管锥编》 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先后在京都大学座谈会讲话，在爱知大学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文学情况》的演讲，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

1982年，钱锺书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

1984年，法国政府以其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拟授予钱锺书勋章，钱锺书坚辞不从。

1989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1993年春，钱锺书做切割左肾的大手术；夏，病愈出院。11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1994年7月，钱锺书患膀胱颈恶性肿瘤，虽然成功地实施了肿瘤割除手术，但手术后遗症影响到肾，结果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自此没有出过医院。

1996年12月，被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他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

钱锺书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努力融会贯通，抉发人类文化话语背后固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彰显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阔大胸襟。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和《宋诗选注》等许多著作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经典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钱锺书的学术思想既是传统影响的延续，又能在以传统方法写文议史的同时有所创新。他既对文学典籍有史学性的探索，也对史学典籍有文学性的研究；并且将两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是一种创新。台湾学者张高评认为，无论是谈史笔后回归诗笔，还是从文字出发，最后演绎史学观点，钱锺书都能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突破点、以史学为核心地去探讨一个史学问题。钱锺书独具慧眼地总结出：《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春秋五例，实作史之楷模；《左传》工于记言，拟言、代言之妙，为后世叙事文学、对话、宾白之始祖。他用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人物，用诗性的智慧去欣赏《左传》之春秋笔法，可见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不但着重于发掘语言的创造性、文字的想象力和典籍的文学价值，也揭示了《左传》等这些“融文史哲于一身的上古典籍”的史学价值。

钱锺书的学术个性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他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坚持两点论，求实地去评价一本书、一位作者，即在评价书或学者时，不偏不倚，既不去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他的学术著作中有很多体现这一原则的例子。譬如，钱锺书喜欢李贺的诗，他用大量篇幅对李贺的诗风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一方面称赞李贺“写景幽凄”“绘声奇切”、“真化工之笔”，另一方面则评价他为“性懈耽佳，酷好奇丽，以为寻常事物，皆庸陋不堪入诗。力避不得，遂从而饰以粉垩，绣其鞶帨焉，微情因掩，真质大伤”，最后钱锺书得出的结论是：他只能算是“奇才”，而非“大才”，比不上陶渊明、杜甫、韩愈和苏轼。钱锺书批判求实的精神也体现在他对史学的考量中，他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刘知几、章学诚的评价都是实事求是，不把人格和学术混为一谈。钱锺书在做学术时，能够做到眼中不容虚妄。凡是他认为虚妄飘渺的，他总要加以揭露。钱锺书评价近代诗人苏曼殊：“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酸寒，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己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禄其短也。”钱锺书对苏曼殊的评价很是尖锐，也是符合实际的。由是观之，钱锺书的实事求是更接近于是一种中庸。钱锺书并非刻意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才去挖空心思地鼓吹或者刻薄地苛责、攻讦古人，也不会为了有的放矢而去纠结一些小的问题，更不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故意去反弹琵琶。只有当他认为一些问题必须要言明指正时，才抒发自己的议论，在尊重学术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学术上，钱锺书是把中西两大文化系统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来研究分析的，通过中西同异比较，来最大限度地洞察心性灵魂的奥秘，为了这个目的，钱锺书是管他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尽可为我所用，一切中西方的文化要素都是用来闻述自我发现的工具，是用来开拓自我艺术王国和文化帝国的材料。在这样的意义上，形成了钱锺书六经注我式的写作策略。一方面，现实的感受和现实的知识，另一方面是较为玄虚的神秘经验，神秘主义，联合起来形成钱锺书对现实世界的整体认识，并用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因为横跨中西的原因，便有了人类文化的意义，钱锺书努力探索的中西方共同的诗心文心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了统一。

钱锺书看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是尚普遍性而轻特殊性。如他说：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但钱锺书在文化领域所宗尚之普遍性乃是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诸民族文化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不是指某种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他曾指出，那些热衷于谈论东西文化特征的人常说“某东西代表地道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而“真实那个东西，往往名副其实，亦东亦西”。譬如“中国旧文学中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杀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中世纪西洋文学中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

钱锺书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首要贡献，是以其对汉语和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精湛研究，廓清了黑格尔关于“汉语不如德语富于思辨性”的臆说，雄辩地证明了汉语与德语同样富于思辨性，证明了运用汉语进行哲学思辨同样可以感受到理论思维的乐趣，证明了通过深入研究汉语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特别是“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的运用，可以使以往被忽略的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精微学理彰显出来。

钱锺书是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高度的问题意识。钱锺书是在“努力把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和起来”。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思想动乱的时代”，也即中国传统话语失去凝聚力和中心地位从而患上“失语症”的现当代，钱锺书开始了对传统话语的重构和更新，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企向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二、视野的开阔性。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沟通中西、穿越古今。钱锺书是一个兼通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问的大家，这种知识境界使其在具体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往往采取一种中西互识、互证、互补的双向对话原则，从而形成了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各种异质话语于一炉的话语体系。二是贯串学科、融合百家。钱锺书认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内在沟通，因此他终其一生，穷气尽力，意欲以谈艺论文为中心，将各学科门类熔铸一炉，化为家，从而构建出一种百科交叉、融合贯通的诗学话语体系。以上两者，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全球化、互文化的开阔性和民主性特征，不再偏于一隅、执守一统、自我封闭，不见异量之美，而是广征博引，兼容并包，民主开放，这对于中国致力于在全球化语境和文化相对主义时代，摆脱“失语症”、以自己坚定的声音积极参与世界诗学对话与建构的话语实践，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三、实践性。钱锺书的诗学话语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话语，即通过分析、演绎、综合等逻辑手段进行推理论证所形成的概念化的话语，它们往往是钱锺书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的鉴赏所得到的感触、看法和认识，有的是对一个创作问题的澄清，有的是对一个审美现象的抉发，有的是对钝根参禅的辩正。钱锺书关注的是历史和现实中广泛存在着的生动丰富的文学现象，他很少空对空地讨论一个纯理论问题，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探讨，都着力于实践性的一面，总要举出尽可能多的事实例证加以参印和证明。可以说，钱锺书的文学观念与具体实践紧密相联、水乳交融，称得上是一种实践性话语。

钱锺书学术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产生了许多重要学术著作，而且在于创立了一种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治学方法。他的治学方法独标高格，主要是打通、参互和比较。钱锺书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懈地从事打通学术壁障的工作。他说：“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他的《谈艺录》是中国第一部广采西方文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艺的学术著作；《管锥编》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书中引述4000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参互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以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交替推挽、相互经纬。钱锺书经常从文化典籍中摘出一个观念，以此引端类推，并从大量的著作中剖贝取珠，一一编结在前引观念之下。他在许多著作中，把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纳入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与文学并列的哲学、宗教、语言、历史、艺术等等学科，统统被用以阐释文学。所谓比较，就是为显真黜感，探究规律，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甚至包括非文学现象进行对照、分析和综合，揭示其间相同、相异或共生相成之性质。钱锺书博学多能，兼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他读书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古来无人着眼处独具慧眼。钱锺书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钱锺书用“打通”法可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钱锺书用“打通”法考论词章及义理，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钱锺书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以小说观点读古书史。例如，《管锥编》引《后西游记》一妖评释典之语，而称其“颇具藻鉴，未可以妖废言。”另一处论宋玉“登高而悲”的浪漫情绪，即胪列古来在赋、文、诗、词、曲中反复出现的此意境，同时简择英、法、德、意等国著名作家、诗人之名句， 但见齐心如出一口。或以小说与释典打通，或将中外文学打通，皆发前人之覆者。

钱锺书读书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古来无人着眼处独具慧眼，为严羽（沧浪）辩诬便是一例。严羽为南宋文学批评家， 论诗极有见地，而其以禅喻诗之说颇遭人诟病， 至清冯班竟著专书批驳。后来上庠师宿，囿于冯说，“视沧浪蔑如也”。钱锺书曾熟读《庄子》、精研禅宗，后又细读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等人之书， 对神秘主义经验的根本恍然有知， 回过头来再看严沧浪， 具识其独到及不足处，因而力排众议， 亟称“沧浪别开生面”。于是，物论顿移。又如，苏东坡有诗：“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清人毛奇龄曾讥此诗为“效唐人而未能者”。钱锺书抉剔入微， 只用三言两语， 便指出了欣赏此诗应取的正确思路， 颇能益人神智。诸如此类的精妙议论， 在钱锺书著作中俯拾即是。　

探索文学奥秘，揭示客观规律，是钱锺书“打通”的目的。例如，“发愤著书说”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它，虽然一向习闻惯见，但只是任其流行，从未有人提出来给以科学分析，更没有将其当成是一条规律。钱锺书论及这个问题，所引来比较的材料约百条，记事则自左丘明、孙子、屈原、韩非、贾谊、扬雄、司马迁以还数十条，记论则从《孟子》、《荀子》、司马迁、钟嵘、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朱熹以至叔本华、弗洛伊德、墨希格等又数十条。孟子、荀子只是“泛论德慧心志”，司马迁“始以此专论文词之才”，此“汉以来之所共谈”。后世津津乐说，莫不滥觞于司马迁“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一语，西方论者的看法也若合符节。在对如此众多的材料作了一番恰当的比较之后，钱锺书确认，“坎坷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撰述每出于侘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后来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又就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更为有力的论证。他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

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上有重大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等。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

小说

钱锺书小说具有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等艺术特色，这是构成其创作风格的主要因素。他的小说，全部采用第三人称的叙写方式，作者完全超脱于局外，或叙事或议论，都以局外人的冷静泰然处之，小说从开头到结尾，作者始终显得很镇静，不被情感所累，对恶的不因深恶痛绝而忘记调侃、揶揄；对善的不因满腹同情而不加剖析、批评。他仿佛在所描绘的社会中筑起一个高台，自己居高临下，俯瞰他的人物。像现代化的观测卫星，把大地人间一览无余。 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种超然之气。

钱锺书小说独特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上。《围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被人称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儒林外史”。作品以抗战初期从海外留学回国的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里，一群远离时代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婚姻、职业、生活上的挣扎苦斗，尔虞我诈，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贫乏、空虚与卑微，抨击了囯统区的黑暗现实，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者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小说像一面X光镜，透视出那些“无毛两足动物”的畸形性格和丑恶灵魂，并剖析了造成这些“最新式”文人畸形性格、丑恶灵魂的文化母体。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

钱锺书的小说集《人·兽·鬼》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以幽默讽刺的笔调为主，可以称之为现代讽刺小说。它既具有现实主义的品位，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对中国现代小说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神韵，对中国现代小说又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不仅仅表现在对世界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上有选择的吸纳，而且表现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某些精神现象进行了哲理的思索，在思想意蕴方面显示了它的丰富性、多重性和深刻性。钱锺书从神话和现实生活中摄取题材，探讨的核心是人的基本根性、文化心理。从神话、幻想、现实中所折射出的是深刻丰富的文化意蕴，是钱锺书对人性及其弱点的哲理性思索，对人的文化心理的精微准确的把握，这既增大了作品的容量，也使讽刺形象的审美内蕴大为丰富。在艺术上，这些小说熔荒诞性与真实性、讽刺的犀利性与蕴含性于一炉，尤其是寓哲理于象征，形成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为现代讽刺文学作出了贡献。

散文

钱锺书的散文旁征博引，涉笔成趣，谐谑天生，充满隽思妙语和格言警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钱锺书散文的第一大特征是智慧型的幽默。如《写在人生边上》中的作品大多奇警洒脱，睿智透辟，具有一种智慧的幽默风格。凡举人生、事理、人格、艺术等等问题，从容浏览，冷眼旁观，是其“欣然独笑，冷然微笑”的现身说法。钱锺书特别强调智慧在幽默中的作用，甚至把智慧看作幽默的前提。智慧不讲求逻辑的严密和思想的稳妥，而是看似“山重水复”却又“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反被动，置论敌于死地，这种风格在《写在人生边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钱锺书散文的第二大特征突出表现为一种哲理的思辨。他的哲理思辨不是按照普通的逻辑思维方式，而是在反逻辑或反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制定两个或更多并且同时起作用的对立物，产生完整的概念，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具体表现为对人们一些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已成定论的事物，找出它的矛盾性，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不同侧面补充人们的思想认识。这种智慧的思辨，看似荒诞不经，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揭示出普通生活现象掩盖下的真理，足见出智慧型幽默的威力。钱锺书散文的第三大特征表现为讽刺，而且幽默与讽刺水乳交融在一起，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文笔犀利，机智，俏皮，富含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讽刺不仅是微笑的，更是战斗的，甚至是金刚怒目式的，有贺拉斯式的温婉俏皮的讽刺，也有朱维纳尔式的尖苛愠怒的讽刺。钱锺书散文的幽默中二者兼而有之。本来，幽默与讽刺就特别相似，只是讽刺显得明白直露，而且颇带了些批判的态度，而幽默则来得含蓄、隐蔽，有时甚至转弯抹角。一个粗暴，一个温柔，品格之高下难分伯仲，二者常常是相依相偎，一拍即合。钱锺书的散文最能体现幽默与讽刺携手并肩的关系。这正合了他的“反躬自笑”的偈语。

钱锺书文章笔调犀利幽默，或旁征博引，或侃侃而谈，文风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见，俯拾皆是，生活哲理和人情世态交融一体，深刻的思辨和丰富的联想密切结合，既洞达世情又切中时弊，具有不同一般的风采。

钱锺书融汇新旧，贯通中西，在翻译理念上注重“达”为“信”之前提，在翻译方式上积极调动文言资源，在翻译目的上注重寻找中西诗的共通之处。

钱锺书从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原则和诗歌的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等方面论及诗歌翻译。钱锺书认为翻译诗歌时，在翻译选材上，应当采用权威的原文版本，或是著名诗人、高尚人物的诗作；在翻译方法上，可运用“适度添加”和“善于剪裁”两项策略。比如古罗马诗人翻译古希腊诗人所作《牧歌》一诗时，便在原诗的基础上增添少许情节，收到了“脱胎换骨，智过其师”的效果。又如英国人从法文译本译《鲁拜集》时，运用剪裁的手法，也赢得了“反胜原作”的赞扬。至于翻译原则，应当坚守四点——“文理通，平仄调”“词适调谐，宜于讽诵”“宁失之拘，毋失之放”“‘求真’而不‘求美’”。钱锺书的翻译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林纾、严复两位翻译大家的评论上，其观点有五大特色：第一，严肃；第二，有原则；第三，较为全面；第四，辩证；第五，里外有别。特别是第五点“里外有别”，系指“私下的一些翻译批评或许更本真”，属于“由衷认真的品评”，有的批评则为“‘当面输心背面笑’之类”，纯属“一时兴到语”，换言之，就是当不得真。钱锺书对翻译历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佛经翻译史和文学翻译史两方面。比如佛经翻译史的研究，时间上横跨汉、晋、唐诸朝，内容上涉及《金刚经》《楞严经》《妙法莲华经》，译者囊括了道安、支谦、彦琮、鸠摩罗什、赞宁、玄奘等，方法总结为“格义”“意译”“直译”等。再如文学翻译史的研究，钱锺书不仅考证出汉译的第一首英文诗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还指出“对谢灵运是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那桩事”必须写进文学史，决不能“熟视无睹”。钱锺书政论文献的翻译实践涵盖“亚太会议文件翻译”“中共八大文件翻译”“国庆文稿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钱锺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时“主要是改稿，也就是定稿”，再就是“译文的润色”；他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凭借他的忠信与能力，“英译委员会终于把‘毛选’四卷信、达、雅地翻译出来了”。李铁映曾评价：“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锺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一文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化境’。”这种“化境”说在钱锺书的翻译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英国诗人拜伦曾有诗云：“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锺书将它译成：“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很显然，他的汉译借鉴了《古诗十九首》中前两句话：“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对这个译文，董桥评论说：“拜伦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物，用这样典雅的文言迻译，当然更加显得意远情旧了。”“化境”说为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由此引生出来的理论有如：读了译作，可能会引起学习外文的兴趣（即“媒”论）；读了译作，可能会产生阅读原文的欲望（即“诱”论）；译事维艰，或者译者主观意识强，自作增删改动，一比照原文，就发现译文“失真和走样”（即“讹”论）。“化境”说赢得中华各地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为之阐释笺注者众。载述此说的《林纾的翻译》成为译学经典，香港的张佩瑶推崇它为“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

钱锺书在翻译中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修正和发展。《管锥编》中有译自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的实例，涉及文学、历史、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既擅外译中，又擅中译外，能够双向并通、左右逢源。

钱锺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锺书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

钱锺书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钱锺书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钱锺书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吴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张申府：“默存名锺书，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冯友兰：“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他特殊的见地，真是个天才。”

邹文海：“锺书君真是博闻强识，积学之深。”

柯灵：“钱锺书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昂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抨击；《宋诗选注》也受过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萨低眉，拈花微笑。最难能的是，在‘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险恶环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凝神静气，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样的‘忧患之书’。”

赵瑞蕻：“他的学问真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只要用得上，便可以立刻打开盒盖子随意拿出一件两件来。”

汪荣祖：“然而自《管锥编》问世之后，已充分证实钱学深博，浩浩乎涵盖文、史、哲三大领域，而绰绰有余。”

张隆溪：“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

有人撰文说，钱锺书自小就是个王勃式的神童。而钱锺书堂侄女钱静汝说，虽然钱锺书“抓周”时挑了一本书，但年少时，钱锺书读书似未开窍。16岁时，他还被父亲在老宅内责打，又羞又痛的他方才知道上进。和钱锺书在无锡县立的高等小学（东林小学）的同班四载的孙克定认为，上小学时没看出钱锺书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体育不行、文艺也不行、数学更不行；只是文学比别人好。他的数学之所以不行，不是脑子笨，而是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就不学，以致到了他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便成了问题。

钱锺书在考入美国圣公会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后，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写文章。一次钱锺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偶然间，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锺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上有钱锺书父亲的序文，那就是钱锺书代写的。序写好后，他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当时钱锺书刚进清华大学，才念完大一。《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代写的。

钱锺书与杨绛从干校回来后，家里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两家产生了很多纠纷。一次女儿钱媛请了一个钟点工洗衣服，邻居女子也要洗衣服，而且要先洗。钱媛自然不同意，说人是她请来的。结果邻居女子就打了钱媛一耳光。杨绛出于母亲的天性，冲过去就和对方厮打起来。钱媛一看不好，抽身去喊居委会主任了。谁知女人的丈夫来帮忙，杨绛感觉自己被提起来，又被摔下去，反复几次，被摔得晕头晕脑，慌乱中，咬了女人的手指。钱锺书当时在房间看书，看到妻子被打，抄起厚木板，对着那男人劈头就打，打中了那男人的胳膊肘。

数学家孙克定一次与几位朋友到东风市场一家餐馆吃饭，聊到古代儒的话题。朋友说：自古兵家少儒将。孙克定认为，自古儒将不乏人，并举出南宋的虞允文、明代的王阳明等。由于双方恣意忘形、高谈阔论，引起了正在隔壁房间请客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注意。钱锺书与孙克定是小学同学，寒暄过后他也参加论战。他说孙克定所言古代儒将，少了一位，他就是为《左传》注释的三国时期魏国大将杜预，是他带兵打败了吴国。钱锺书的补充发言，言简意赅，博采风雅，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钱锺书故居

钱锺书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由钱锺书祖父钱福烔始建于1923年，后钱锺书叔父钱基厚因子女较多，于1926年在后花园扩建房屋。故居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约1600平方米），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了西式建筑之特点。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钱锺书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

钱锺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2010年11月21日，“百年锺书———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在江苏无锡举行。活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江苏省无锡市有关方面领导专家，以及钱锺书母校无锡辅仁中学和东林小学学生汇聚钱锺书故居举行瞻仰仪式；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纪念邮册首发式；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10年底，播出“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电视专题片”。